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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实践表明，第三方评估的效果值得充分肯定。

薛朝辉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案中[32]法院作了相同的论述，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后文作详细阐述。与之对应的是第41条第1项将原告资格界定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未作出客观化的衡量标准[7]。

换言之，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只要是针对依申请行为提起的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很难对利害关系作出否定判断。在贾焕文诉献县政府行政登记案中[41]，法院将利害关系与权利保护必要性混在一起说明理由，导致阐述论证存在不妥之处。[19]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将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2018年新的司法解释同样沿用这一规定。以三需要为标准对利害关系进行识别，有法院认为依据《信息公开若干规定》第5条第6项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有对其申请的信息与自身特殊需要之间的关联性负有证明义务，换言之若当事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申请信息符合三需要标准，则被判定为不存在利害关系，即不存在诉的利益。目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和原告资格仍然有较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只有检察院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且必须符合一定的前置条件。

在本文考察的一系列案件中，显然采用了广义的诉的利益概念，而实践中却出现了对诉的利益混用甚至误用的现象[3]，这就需要探讨在我国采用广义的诉的利益概念是否合适。[23]参见后向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而政治意义上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是法律上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延伸，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体现了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特色。

因此，我国宪法序言中关于最高法律效力的条款应具有法律规范效力，但这并不否定其在序言中具有宣示意义，可将其作为原则规范，相对而言，我国宪法第5条则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具体规范，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通过选举产生的特殊代表制定宪法实际上就是宪法所创制的权力反过来行使创制宪法的权力。多数人的权力本身导源于自由的主权个人的委托。由于没有责任条款保障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定只会成为纯粹的效力宣示，因而，责任条款构成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整体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8]在光荣革命后，《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主权的原则，确认了英国普通法王在法下的传统。[50]耶利内克主张国家法人说，认为统治权属于抽象的国家，这实际上回避了国内最高权力是否属于国民的问题，从而否定宪法具有最高法性质。

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首次出现于1982年宪法。但真正确立制宪权理论体系的是西耶斯，其论证的逻辑理路是：主权—制宪权—宪法，主权的至上性通过制宪权贯通至宪法的最高性，即人民主权作为一种终极权威派生出制宪权，并借助制宪权而为生活于主权之下的所有人制订出一部有终极效力的宪法。人定法不是体现权力和意志而是发现和宣布正义原则，宪法作为人定法其效力在于体现自然法。但这种预先承诺的理论必须建立在一个持续的、单一的、集体的国家认同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否则会面临尤利西斯难题。

如果说，宪法的最高性附属于统治者主权的至上性，那么基于限制统治权力的宪法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综合上述四国的宪制经验，可以看出，在世界范围内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只能以一国存在成文宪法为前提，不成文宪法国家不可能有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64]菲尔麦甚至试图以一种后人无法改变的关系——父子关系——来证成后代对元契约的签订者意志遵从的正当性。从根本上说，后人并不应当受前人所制定宪法的效力约束，但如果后人未明示否定，则可推定默认，依靠一种习惯的力量使宪法秩序得以维系。

特别是，被称为根本法的1936年苏联宪法本身并无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定。哈耶克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规范视为共时性的上层架构而非历时性的法律渊源。

穆勒斯在介绍德国宪制经验时曾指出，在德国的立宪过程中，法治国相对于民主的优先性，是宪法形式战胜制宪权的关键因素。而法国则把法律视为主权意志，进而不信任甚至抵触司法机关对法律的违宪审查。

[32]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 (Everyman's ed., 1924), Chapter 19, section 224. [33][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24][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8页。因为，世俗世界的法律效力的渊源不在于法律自身而是外在于法律的道德律。斯大林在说明苏联1936年宪法草案时强调宪法的根本性旨在将宪法与日常立法问题区别开来，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塞进宪法里。因此，宪法（制宪权的作用）应当比法律（宪定权的作用）有更高的法律效力。王世涛，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

当然，成文宪法未必明确规定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即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可能以默示形式存在。正如科尔曼所言，如果法律是一种权威，法律权威不能求助于法律权威性这个概念来解释，而必须求助于法律权威性之外的东西。

[10]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权不受法律约束的观点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宪法相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组织的最高性。[53]质言之，宪法没有规定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并不能当然否定其最高法律效力的存在，即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不完全依赖于宪法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

[43][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9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任何一种受委托的权力都不得对这种委托的条件作丝毫变动。但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否无效，我国宪法并未作明确规定。经过洛克的论述，自然法理念几乎完全融于人的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之中。当然，根据拉德布鲁赫公式，不具有正当性的宪法只有达到极端不正义程度时，公民才能行使对宪法的抵抗权，以协调宪法的安定性和宪法的正当性之间的价值冲突。

参见[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此外，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宪法效力的优位是基于司法裁判权的优位。

[36]可见，美国宪法中的最高效力条款迎合了美国联邦体制确立之初政治统合的诉求。最后，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的责任属性。

[22]康德将绝对命令称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要求一个人应当依照这样一种方式而行为，直至其意志的准则能像一项普遍立法原则那样具有效力。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4款，对于任何排除（推翻）德国宪法秩序者，在别无其他救济途径时，任何德国人民皆拥有抵抗权。

制宪权与国家权力结合于人民的全权之中。如果仅仅由于1954年宪法对此未作规定而不承认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话，我国现行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便失去了效力根据。在中世纪，高级法同《圣经》、教会的教义和《国法大全》以及自然法结合在一起，约束着人间的最高权力，也同样统治着统治者和具有主权的人民。其次，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作用于所有组织和个人，这体现了宪法的政治统合功能。

但国民作为制宪权主体以及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来源，是否应当成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约束的对象呢？西耶斯就明确否认作为主权者的国民自身受宪法拘束，特别是获得国民委任行使制宪权的国民代表，被其视为无法规范的规范者、无限制的主权性的世界创造者。当然，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这些国家都遵循着自己独特的制度逻辑。

[64]参见[美]路易斯·迈克尔·希德曼：《论宪法不服从》，仇之晗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由此引申出，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18]而特别代表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选举的方法产生的，选举属于宪定权，是宪法所确定的权力的运作。[4]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